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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茶简史(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1950年 3月9日，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派出以刘洁为首，冯俊发、杨秉葵参加的军事代表进驻“省茶司”实行军管。经过清理核查账务、物资和人员等事宜，于5月31日造册登记，办理交接手续。任用原经理刘云阁为经理，原有职工全部留用。 9月，奉“总公司”和西南区茶叶办事处通知，改公司名称为中国茶业公司云南省公司，属国家贸易部系统。“ 省茶司”和下关茶厂共熬制普洱茶膏42担，支援西藏军民。 大量收购私商存茶以供市场需要，计收购昆明区795担，下关和顺宁区3500担，景东区7 200担，双缅区5100担，共1 ．65多万担。 1951年 国家农业部、贸易部(51)贸雷联字第137号文，关于茶业的农贸分工问题的通知，略称：农业部管茶叶生产的实验研究、推广，改良及初制工作；中国茶业公司系统管收购、精制和贸易业务、贸易部门将现管初制工作移交农业部门管理。 8月，在昆明物资交流会上购进永昌祥、成昌和同庆三家私营茶号的沱茶500担，以解决其资金周转困难。根据“总公司”确定的茶叶分配原则：“扩大苏新销，掌握边销，调剂内销”，顺宁茶厂积极组织红茶生产，以供出口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鼓励私商加工内边销茶，“省茶司”予以收购供应市场。 国家贸易部为加强茶叶质量管理，实行产地检验。 重庆商品检验局在云南设立茶叶产地检验组，先后派员至顺宁、下关和佛海茶厂，实行驻厂检验。 1952年 贯彻执行国家扶植茶叶生产的方针，按规定照收购茶叶投放资金总额的1％提取茶叶改进费，用于改进茶叶事业的开支，执行一年后停止。 “省茶司”收购茶叶分三种方式：自设厂站直接收购，委托合作社代购和公私联购．为照顾私营茶商的零售利润收入，批零差价由原来8％调高为12％，批发起点由原定的20斤降为10斤。 顺宁县成立红茶推广队，县委书记任大队长，顺宁茶厂吴国英任副大队长，组建36个初制所，每所派驻队员一人指导技术，制订红条茶初制工艺，是云南推广红茶技术的良好开端。 1953年 茶厂资金由供给制改为资金、费用、劳动、利润和加工五项定额管理制，允许私营茶商经营零售业务，不准经营批发业务。 “总公司”指示减少红茶生产转产绿茶，同时确定不收级外红毛茶。并强调谁多收谁负责，年终总结这是误认为库存过大的失误。 私商在茶区以物易茶，进行不等价交换，在佛海两盒火柴或一个土碗换一斤茶，一驮盐巴换两驮茶。在云县、缅宁私商收购茶叶普遍使用16~28两为一斤的老秤。 1954年 全面开展对私营茶叶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限制私商进入产区收购茶叶，以割断资本主义的城乡经济联系，实行全国茶叶统一收购、计划分配，私商经营的茶叶，一律纳入国家计划安排。从此茶叶属于“中央掌握，地方保管，统筹分配，合理使用”的农副产品之一。为使茶叶生产纳入国家计划轨道，并解决茶农产前生产、生活资料的需要，国家实行预付收购定金的办法，采取集体多付，个人少付，农场不付的原则，开始执行典型开秤，民主对样评样。茶区收购点在春茶开秤收购的第一天，摆出国家收购茶叶标准样及评茶计价办法，邀请当地政府领导和茶农代表一起对照样品评定收购茶叶的等级，以统一标准，减少偏差。当年即按此标准评级计价，从此主产茶区每年照此执行。 1955年 “总公司”指示，开展收购野生茶和大树茶，以补充国家茶叶货源。云南发动茶区群众找荒茶、报荒茶活动。在德宏州的盈江、莲山和瑞丽等县境内发现了大量的野生大树茶。 1月19日，“总公司”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联合通知，要求产区今后的茶叶收购，应逐步委托合作社全部代购，各省要及时签订代购合同，恢复茶叶改进费提取办法。 1956年 4月11日，省财贸和农林办公室批示，明确全省茶籽收购调拨计划，由省农业厅和省外贸局联合统一下达，具体的收购调拨工作由“省茶司”办理，完成对私营茶叶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茶叶实行业公私合营。昆明市私营茶号：复聚、华胜、颐和、益诚、永兴和顺利六家共有资产1，29万多元，资方及劳方人员85人，全部纳入昆明茶厂实行公私合营。扩大红茶产区，由原来风庆、勐海两县扩展到昌宁、云县、双江和临沧四县。“省茶司”和风庆勐海两茶厂抽出技术员工100余人，并雇请安徽、江西技工50多人分赴四县指导技术和筹备改红事宜。当年新建红茶初制所78座，推广揉茶机428台，有800多茶农学会初制红茶技术、制出红茶3．94万担，比1955年增长一倍。为照顾改红区群众的利益，实行收购红毛茶放宽半个等计价；对于制坏了的过失红毛茶，以不低于其原料可制成的青毛茶价格予以收购。实行采，制茶工补贴粮办法，供应标准为：凡交售一担红毛茶售给粮食32斤，一担青毛茶售粮20斤，一担粗茶(含南边茶)售给粮15斤。筹建临沧茶厂以适应红茶产区扩大，产量增长、加工任务增大的需要。 1957年 双轨评茶计价法在凤庆试行，即：收购红毛茶按内质外形分别定级，各半计价的方法。 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茶叶自由市场，规定茶叶属国营商业统一收购的农产品之一，未完成国家计划之前，不准进入自由市场。茶农超计划生产的茶叶或自留饮用有多余的茶叶，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自行销售，但售价不得高于当地国家的销售牌价，也不准长途贩运。部分茶农惜售，“省茶司”编印宣传品，动员茶农卖存茶，节约自饮茶，将多余的卖给国家． “省茶司”直属的风庆、勐海、下关和临沧茶厂的人事管理权下放到专州、县分级管理。 省农产品采购局(57),滇会财办电报通知：“省茶司”下属思茅、临沧及昭通支公司，由采购系统移交给合作系统管理。 1958年 废除青毛茶按生产季节命名的成规，将原来称为春尖、春中、春尾、二水、谷花、底茶等茶名，一律不分季节而按质量分为五级十等。 2月，在昆明麻园省合作干部学校举办全省第一次规模较大的评茶训练班，产茶区收购人员100余人参加学习，时间一个月，讲授课程有茶叶产制，评茶技术以及业务知识。这次培训的人员，多数成为以后茶叶战线上的骨干力量。 风庆茶厂组织曾绍秋等人在华严庵初制所试验分级红茶(红碎茶)工艺和机具。临沧茶厂也同时进行初制红条毛茶及红碎茶的工艺技术革新试验，参加试验的人员有国家第二商业部祁曾培技师，“省茶司’赵汝锋，临沧茶厂沈柏华等。 茶叶改进费不再由“总公司”统收统配，改为各产茶省自提自用。云南定为按收购投放金额的3％提取，并按省、专州、县三级3：2：5的比例分配，用于茶叶辅导员工资，培训技术人员，茶叶会议及生产扶植等方面。 9月16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视察安徽省舒城县舒城人民公社时说：“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在这一号召下，全省掀起了发展新茶园高潮。 9月19日，风庆茶厂制成超级红碎茶敬献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秘书室复电鼓励，略称：9月19日寄给毛主席的信和超级红碎茶一箱都收到了，谢谢你们的盛意，你们连续制成多种新的茶叶品种，质量跃居世界首位，这是值得高兴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进一步提高产品的质量，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并增加出口，争取多创外汇，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茶叶税收，将原征收的货物税和营业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税率40％，由精制茶厂统一交纳。 1959年 执行高指标的计划任务，“总公司”下达全省收购毛茶计划25万担。为上年预计完成的147％，采购总值计划为1 236万元，为上年预计完成的177％。茶区在高指标的压力下，实行强采粗搞的办法，全年完成产量26．3万担，收购25．2万担，但茶叶质量下降，茶树生机受损。 1960年 这是“大跃进”的第三年，中共云南省委委托临沧专署和省商业厅共同主持在风庆县召开茶叶现场会，落实“双四十万”任务，要求在这一年内发展新茶园40万亩，生产茶叶40万亩。会后派工作组分赴各主产茶区检查落实情况。七八月间，省财贸办公室多次召开全省茶叶电话会，要求各级政府督促所属茶叶生产收购部门，鼓足干劲．千方百计完成任务。于是各茶区全民上山，大采茶叶，普遍出现“一把捋一抹光头”的采摘法，甚至砍树摘茶，扫落地茶以充任务。年终总结，全年发展新茶园不过10万亩，产量比上年下降两万担，茶园进一步受损。 1961年 全国茶叶产量和收购均比上年陡降60％左右，云南省也基本如此。11月23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在全国蚕茶会议上总结茶叶减产原因时说：“各省有共同性，也有特殊性。主要是：1、所有制集中到大队，收益分配不能多劳多得，挫伤生产积极性。茶叶大队管不了，小队不愿管，社员不敢管；2、粮食减少，茶区缺粮，茶叶被粮食生产挤掉； 3、收购指标超出实际可能，茶树成了三柱香(光丫枝)，生产下降严重。云南全省茶园由上年的62．82万亩锐减为46．7万亩，一年之间减少16万亩。 1962年 贯彻执行1961年全国蚕茶会议所定的方针和政策：“固现有，制止破坏，积极恢复，提高单产和质量，有条件的地方积极发展，力争在三年内使数量和质量恢复到1957年水平。”同时调整政策：1、茶园所有制基本上为生产队所有，除上交大队部分外，余归生产队分配；成片茶园大队所有；分散茶园归生产队所有；房前屋后自留地茶园归社员所有。大队茶园长期归生产队经营和收益分配，新茶园谁种谁有，荒山野茶谁采谁得；2、粮茶关系仍按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在粮食不足的地方，以茶养稂；粮食能自给的，茶粮并举；茶区吃粮水平不能低于邻近产粮区的水平；3、茶叶税收，产茶征茶。不收代金和粮食，征购粮食要减除茶园面积计征；4、实行收购茶叶奖售粮食，每交售茶叶一担，奖售粮食50斤。开始实行收购茶叶奖售政策，奖售物资有粮食和棉布。 1963年 收购毛茶实行价外补贴20％。 1964年 1月，“省茶司”在宜良召开全省茶叶会议，参加会议有29个产茶县的外贸、供销合作及民贸系统和茶厂的人员。这次会议目的是加强收购，加快恢复茶叶生产。“并着重布置贯彻以施肥为中心的加强茶园管理，提高单产；继续执行奖售政策；严禁茶叶自由上市以利增产增收。 遵照国家外贸、农业、商业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四部联合指示，在勐海茶厂进行分级红茶的科学试验．省外贸局派冯治民为组长，组织有关部门参加，经过半年的试验，获得初步成果。8月，“总公司”在勐海召开全国分级红茶现场会，交流经验，推动了云南红碎茶生产的发展。 1965年 响应中共中央大办样板田的号召，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亲自抓保山县老营万亩茶样板的建设工作，促进了全省茶叶生产的发展。全省茶园面积当年猛增18万亩，产量和收购量也走上了稳步增长的轨道。为此，12月21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中共西南局农村工作办公室和云南省科委联合工作组以《创业山万亩新式茶园样板——中共保山地委运用样板推动经济林木》为题发表长篇通讯，《云南日报》编辑部按语略称：为保山地区树立了样板，同时也为其它地区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1966年 5月，恢复省茶叶专业公司建置，从原来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云南分公司划出，成立中国茶叶土产进出口公司云南茶叶分公司。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7年 “省茶司”进驻军事代表，督促执行“抓革命促生产”。 9月下旬，“总公司”在郑州召开“利用修剪茶树枝叶”座谈会，要求利用修剪茶树枝叶作为边茶原料。由于当时贯彻执行质量验收制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关、卡，压，加以批判。因此收购不讲质量，收进了无用的粗老茶、野生茶、甚至假茶近万担，积压在库多年，最后作财产损失，报销敷数十万元。 藏销紧茶原为带把的心脏形，使其包装有空隙，以利通风透气，在驮马长途运输中有保质作用。鉴于运输改用汽车火车后，运输周期缩短，保质条件改善，同时为了便于使用机械制茶减轻劳动强度，经征得销区同意和“总公司”批准，将带把心脏形紧茶改成长方的砖块形紧茶，其配料和加工工艺不变。从此紧茶形状演变为现在的砖块形。 1968年 “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斗争继续深入扩大，职工思想混乱，认为“抓革命保险，抓业务危险”。因此，这一年茶叶加工、销售和出口数量比“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锐减。1965年全省茶叶加工12．7万担，省内销售5．5万担，出口5．2万担，本年则分别降为7．2万担，3．5万担，3．17万担。 1969年 11月，执行省革命委员会指示，“省茶司”下放职工29人到思茅的省第四“五七”干校，脱产摘、斗、批、改，留下坚持业务工作的仅有11人。 1970年 12月，根据省革命委员会118号文件的要求，将原隶属“省茶司”的凤庆、勐海、昆明、临沧、下关、宜良六座茶厂的管理体制以及代管的昌宁、新平、景谷茶厂全部下放到县(市)直接管理，与“省茶司”完全脱钩。 1971年 二季度，调整内、外贸经营分工，将“省茶司”的茶叶收购及内边销业务，连同有关职工移交给省商业局贸易公司管理，属内贸体制；省对外贸易局先后将茶叶出口业务并入省土产和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管理，属外贸体制，出口货源由省贸易公司提供。 1972年 5月，原由思茅第四“五七”干校转至云县插队落户的“省茶司”职工，调回省外贸局分配工作。 6月，省外贸局收回1971年移交给省商业局贸易公司的全部茶叶业务及部分职工，从而全省茶叶的内外贸业务经营又归口外贸管理。 1973年 “省茶司”开始办理自营出口业务，当年出口普洱茶204担，创汇1．63万美元。从此积累出口业务经验，依靠自身力量，开拓云南茶叶的国际市场。同时又将部分出口茶叶按照“总公司”安排的调拨出口计划，调给上海和广州两口岸的茶叶公司办理出口。于是云南茶叶出口渠道实现了自营与调供出口齐头并进。省外贸和商业两局联合通知，关于委托代购毛茶的质量验收，实行一次验级有效的办法，即代购单位按收购时所定等级原收原交。据西藏消费者反映，下关茶厂调藏紧茶，饮后头晕，血压不稳，甚至有呕吐现象。 精制茶厂体制下放到县(市)管理以后，各主产茶区县即纷纷自筹资金新建精制茶厂，这一年，云县、盐津、龙陵等县率先筹建，此后各产茶县纷纷建厂有如雨后春笋。 1974年 4月，全国茶叶工作会议提出：茶叶生产要有个大的发展，速度要加快；要求到1980年在全国发展100个年产茶5万担以上的县。省外贸和农业两局于7月3日至13日在风庆县召开全省茶叶会议，规划了到1980年全省实现凤庆、云县、景东等12个5万担县，永德、双江等14个年产茶3万担以上的县和22个年产茶万担以上的县．从而在全省又一次掀起发展新茶园的高潮，其中以红河州发展规模较大且有成效。“省茶司”率先在昆明跑马山破土动工修建仓库六幢计6000平方米，为省外贸系统建设跑马山仓库群的通路、通水及通电话提供了条件。 1975年 西南四省联合组织调查藏销茶叶市场情况，了解到下关茶从1973年调供西藏紧茶，群众反映意见的原因：主要是紧茶由销牧区而改销农业区，群众不习惯，饮用时投茶量过多，茶汁过浓；同时那批茶的原料后发酵不足，配料又偏大了大树茶的比例，因而产品滋味苦涩不醇，使人饮后有不良反应，这与下关茶厂1974年派人到西藏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调供出口的红茶首次突破10万担。 盐津茶厂竣工投产加工康砖茶。云南南路边茶首次以成品茶调供西藏。 1976年 “省茶司”就跑马山的一幢仓库因陋就简地增添设备机具改建为茶叶拼配厂，承担出口红茶的拼配任务。 1977年 对“文化大革命”中错误批判的“讲质量是关卡压，讲成本核算是利润挂帅”等进行了拨乱反正，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干部职工：敢于抓工作、抓生产，使云南在遭受48年以来未有过的旱灾的情况下，茶叶产量和收购量仍达到了1976年的水平。 全省茶叶工作会议贯彻落实国家外贸、农业两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在安徽休宁召开建设五万担县的经验交流会的要求：“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努力推进先进技术，到1980年实现初精加工机械化，今年初见成效，三年见大成效。”会议认为原规划宣威、会泽和镇雄三县为五万担县，这是有失于对当地自然气候和茶树品种的考虑；对红河州三年中发展新茶园14万亩的成绩表示赞赏。 1978年 省内外纷纷求购云南大叶种茶籽，茶区瞒产少报，以图自产自销。由于盲目经营，错过时机，茶籽失效，积压257．32万斤，价值68.69万元。 总结1974~1978年5年中全省扶植茶叶生产的外汇贷款共148．5万美元，用以进口发电机组7台，汽车32辆，机床两台，钢材3075吨；同期还通过外贸、商业和供销合作系统提供的扶植茶叶生产的物资计有：钢材1 640吨，发电机组5台，机床2台，汽车73辆，电动机700台，化肥1．25万吨，制茶机械2 747台，各项物资按计划分配到茶区。 中国茶叶学会在昆明召开年会。茶界老前辈吴觉农到会指出，云南、广东、广西和海南省要以发展红细茶(红碎茶)生产为主，扩大出口，增收外汇，为云南茶叶发展指明了方向。 1979年 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农村实行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云南少数县开始把茶园承包到户经营管理；同时茶叶(除边销茶外)由二类农副产品改属三类，可以议购议销。这是茶叶生产流通体制的重大改革。 茶区1978年积压的茶籽，于二月报请“省茶司”解决，为照顾茶区，“省茶司”承担损失的50％计34．35万元，将茶籽无偿给予农民作肥料使用。 7月16日，省农业、外贸两局联合通知，茶籽改为以销定产的分配原则，凡需要茶籽的单位，无论省内省外，均直接与产区签订合同，不再经省统一下达购销计划。10月，省农业、外贸两局和省茶叶学会，在红河州元阳县召开新茶园密植速成高产学术讨论会，提倡发展新茶园按每亩种茶3000～5000株为好。这次会议促进了全省密植茶园的大发展，是云南茶园种植制度的一次变革。 | 
发表于 2005-12-30 19:41
